思想境界 紫丁
「終于……！」瑞典皇家文學院常務秘書宣布中國作家高行健獲
獎的話音未落，從包圍他的記者群中，一個記者迫不及待地用瑞典文
高叫起來。終于有一個中國作家獲獎了，瑞典人也終于一償宿愿。整
整一百年，中國作家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名單上缺席，不光是普通的瑞
典人覺得遺憾，就是皇家文學院的那些尊貴的評委們，也一直在誠懇
地檢討：一個世紀中，他們在評選文學獎上所犯的「歐洲中心主義」，
以及對中國這個東方文學大國的忽視。
一，百年缺席促成一人優勢
也許就是這種改正「錯誤」和急于補償的負疚心理，使得在中國
和瑞典都一樣名字陌生的高行健，在21世紀伊始，意外地接到了這個
來自斯德哥爾摩的金蘋果。無論在學校里還是坐在巴士上，我耳邊不
斷地聽到瑞典語的廣播和議論：「這是第一個中國作家獲獎」�；氐�
家里，電話里傳來瑞典朋友的祝賀：「恭喜你的同胞獲獎！」
瑞典人的好意我領了。但是我不能不誠實地對生性誠實的他們說：
「我很遺憾，當瑞典皇家文學院終于決定頒獎給一個中國作家時，我
們最偉大的中國作家已經不在人世了。我確實不認為高行健先生是我
們中國的偉大作家�！拐f這些話時，我心里隱隱作疼。我心疼的是：
當魯迅、沈從文、老舍等人寫出偉大的作品時，瑞典文學院院士里沒
有一個人懂中文，也沒有幾個人對遙遠的東方文學感興趣。而現在，
他們只能在被專制社會摧殘得已經邊緣化了的文學「矮子國」里，去
勉為其難地挑選一個「代表中國文學」的人。
總算把這個獎頒給一個中國人了，瑞典文學院的評委說他們「終
于松了一口氣」，可見中國人的百年缺席給他們造成的心理壓力有多
大。然而這些好心的先生們可能沒有想到，當他們終于完成這個照顧
性、指標性的任務時，卻在許多中國人心中，一個金燦燦的大蘋果變
成了不那么可口的青蘋果。事實上，百年來的諾獎評選，這個金蘋果
時而紅，時而青，時而半紅半青，這全看每一屆評委中十幾個瑞典人
的國際視野、鑒賞趣味、語言能力和文學理論水平。只要看看本屆評
委中有多少人懂得亞洲語言和文化，就可以知道這一次的蘋果為什么
這樣青澀。
恕筆者直言，作為執行諾貝爾遺囑的一個工具，瑞典文學院從來
就有力不能逮的勝任問題，他們沒法不受到文化、語言及地域環境的
限制，這是他們自己也承認并一直在力圖改進的問題。然而，正如中
國北京大學再也找不到蔡元培那樣的校長，找不出胡適那樣高水平的
教授，今天的瑞典文學院院士是否比他們的前任更合格，同樣令人不
敢樂觀，他們的能力與諾獎要求的「覆蓋全世界的文學」的宏大愿望
相比，尚有不小的距離。
其實，目前瑞典文學院手頭擁有的他國候選人名單，不說高手如
云，也是陣容可觀，但他們都沒有高行健的一個最大優勢：即中國文
學百年缺席，以及它所造成的評委們的心理內疚與急切感。因此我們
可以肯定地說：正是令人遺憾的百年缺席，促成了一個中國人的入選
優勢。這對其他各國更為優秀的作家，不能說是一件公正的事情。據
筆者所知，其他國家比高行健更具資格獲獎的至少有一長串名單，這
里只略舉幾位：
有「靈魂的生態學家」之譽美國文壇宿將梅勒；描寫二戰的作品
聞名于世、對本民族性格作深刻反省的荷蘭籍比利時小說家克勞斯；
涉獵女權問題、種族隔離和后殖民問題的「國際人」女作家多麗絲；
具有深遂的歷史眼光和政治意識的南非后殖民主義代表作家科特則；
描寫五十年代秘魯在腐朽專制下社會生活的秘魯「結構現實主義大師」
華加斯；其作品被不少批評家視為「二十世紀文學經典」的阿爾巴尼
亞著名作家卡達雷；從道德角度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深刻反省的瑞典詩
人湯斯托墨；……。
這次匆促的、照顧性的評選，不但對他國作家不公正，還由于文
學院在準備不足時就匆匆忙忙頒獎給中國人，使得一批水平不低于高
行健的中國作家喪失競爭機會--他們或者其作品未被翻譯成英文或
法文，或者沒有來得及與西方漢學家建立密切關系，而且，各位評委
的歐洲胃口尚未調整過來。這些不公正，可能是瑞典文學院始料不及
的，他們需要時間慢慢地認識到這一點并做出改進。
二，讓我們回到諾貝爾的遺囑
為什么我們要在這個時候回到百年前的諾貝爾遺囑，道理不言自
明：你、我、他乃至決定獲獎人選的瑞典文學院評委，其個人欣賞趣
味和文學觀念都無關緊要，在一個尊重個人權利（包括財產所有權）
的社會里，沒有什么人的個人觀點比諾貝爾本人的遺愿更具法律上的
權威。
「我，阿弗雷德諾貝爾，謹此宣布……我所余下的可兌換為現
金的全部財產將……組成一股基金，基金利息將每年以獎金的形式頒
發給一年以來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的人們。……一部分頒給在文學領
域內將創造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文學獎由斯德哥
爾摩的文學院主持；……頒獎無需考慮候選人的國籍，只要是最值得
的人就可以獲獎，不管他是否是斯堪地那維亞人�！�
在上面引用的諾貝爾遺囑中，我們可以看到，文學獎的「理想傾
向」是關鍵性的標準，所有的諾獎都要獎掖那些「將給人類帶來最大
利益」的人們。正是根據這個遺囑，我們有權質疑：高行健離這樣的
標準差多遠？
一百年的諾獎實踐，瑞典學界對于諾貝爾遺囑中的「理想傾向」
的解釋，按照時間的推移，大致經歷過如下的流變：崇高而純潔的理
想主義--胸懷寬廣的博愛--普遍感興趣的，作品是否擁有讀者群
成為取舍的重要標準--考慮實效的標準--人文主義和世界文學。
盡管后來的諾獎評選強調了文學標準，但人文主義精神乃是諾獎
所要求的理想主義的核心，而人文主義的靈魂，就是愛--對于整個
人類的大愛�；谶@種大愛，人們提出「承擔責任」的口號，是「理
想傾向」的具體體現。近幾年的諾獎頒獎詞，經�？隙ǐ@獎者對人文
主義傳統的弘揚，以及對『人類普遍狀況」的描寫，在貝克特、戈爾
丁、大江健三郎等不少作家的評語中都采用了類似的語匯。
由于「理想傾向」被解釋為道義文章兼重，有時還過于偏重「道
德價值參照系」，所以百年來，諾獎家族中涌現出一大群文學良心。
如被稱為「一代法國人的良心」加繆，蘇聯時期的「俄羅斯良心」索
爾仁尼琴，意大利下層人民的代言人達里歐，「德意志民族的良心」
格拉斯，……。他們或者是反法西斯的文化戰士，或者是反共產極權
的沖鋒陷陣的士兵，或者是……。他們把良心的見證化為人性的思考，
道德的反思，從而釀出偉大的文學。
第三世界獲獎作家中可歌可泣的，如索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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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按照上述對「理想傾向」的任何一個解釋，高行健的作品都
是不符合的：崇高純潔乃至博愛與他的作品不太相干，沒有多少中國
人對他的作品感興趣，因此也就沒有多少實效。至于他的作品是否體
現了「人文精神和世界文學」，容筆者下文探討。
三，高行健的羽毛尚未染紅
紅脯鳥原來只有灰色的羽毛，它們要想讓自己名副其實地紅起來。
于是他們為愛情燃燒，努力去唱令人愉悅的竢>于是他們為愛情燃燒，努力去唱令人愉悅的歌，……，種種改變其灰
不溜秋的顏色的奮斗全都失敗了。后來一只紅脯鳥三個人被釘死在十
字架上，其中一個頭戴荊冠的人額頭上還在流血。出于對人類的同情，
它感到不能坐視不理，它甚至感到鐵釘和荊冠在自己頭上刺痛。它鼓
足勇氣飛近受難者，用力拔掉那人額頭上的荊刺，血濺到它的胸脯，
從此染紅了永不褪色的羽毛。
上面是1909年諾獎得主、瑞典女作家塞爾瑪拉格洛芙講的一個
寓言故事，它形象地說明什么是人文精神和道德，什么是對他人的愛、
憐憫、關懷和幫助。瑞典著名漢學家、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主任羅
多弼教授曾經轉述過這個寓言，用以解釋諾貝爾獎所要提倡的東西，
他指出：「一般來說，偉大的作家和作品都有對社會的參與和對道德
理想的關懷，以及對任何形式的迫害和不公正的批判。」
那么，已經獲獎的高行健先生是不是這樣一只紅脯鳥呢？他是否
致力于拔掉他人額頭上的荊刺、從而染紅自己的羽毛了呢？無疑會有
高明的評論家說，他們從高行健作品中讀出許多人文精神和道德責任
感。顯然，對文本解讀中各種見仁見智的歧異觀點，學識淺陋的筆者
無法展開爭論。為了避免我們在解讀中的自以為是，最好還是引用對
自己的創作最為理解的高行健本人的夫子自道，來見證他到底有多少
人道關懷與社會責任感。在> 一文中，高行健對與極權制度抗爭的流
亡作家這樣表示其輕蔑：
「流亡海外的中國文學家如果只在流亡上做文章，未必有多大出
息。索爾仁尼琴的困境，正在于他犧牲了自己的小說藝術，同一個腐
朽的政權作戰，白白耗費了精力�！�
這樣看來，不管高行健在藝術上有多么高明，他絕不可能寫出符
合諾貝爾「理想傾向」的優秀作品，因為，最好的文學是將道德承擔
最藝術地表現出來，而再藝術的表現如果沒有這種承擔、甚至像他這
樣明確聲明排斥其與極權抗爭的責任，這首先就不符合諾貝爾的初衷。
不能說高行健作品就完全沒有人文主義傾向，但是，他確實在這
個標準方面缺乏出色的表現。他的作品大致歸于個人主義的隱逸文學
之類。他宣稱自己不喜歡「轟轟烈烈的文學」，不喜歡揭露極權壓迫
的> ，而最欣賞道家、佛家、玄學中的隱逸精神，欣賞「采菊東籬下」
的陶淵明。一位了解他的作家這樣描繪：「他無須向外界需索，只需
要往靈肉深處探索挖掘原始赤裸的人性本相，他私自的內在風景，靈
肉的騷動。」他的個人主義宣言是：「我寫作為的是自己，不企圖愉
悅他人，也不企圖改造世界或他人，因為我連我自己都改變不了。要
緊的，對我來說，只是我說了，寫了，僅此而已�！惯@是典型的一個
沒有祖國沒有主義的個人主義者的獨白。
瑞典文學院因此宣稱：「他是一個懷疑者和洞察者，而并不聲稱
他能解釋世界。他的本意僅僅是在寫作中尋求自由�！勾送�，有人說
他是「真正大自由人」的氣質，不被諸如祖國、意識、主義、道德、
民族、家庭、價值等無形繩索捆綁。這一切，當然是很聰明很高妙的。
但是，在中國還不自由還苦難深重的時候，一個人只標榜個人自由，
不被他人的苦難所羈絆，那種所謂的「自由」，只是一種自私的自由、
頹廢的自由。
西方寓言中血濺胸脯的紅脯鳥、中國現代「直面淋漓的鮮血」的
魯迅，與高行健似乎根本不是一個話語系統。筆者認為，一個真正有
高尚人格的作家，他的作品絕不會回避正在發生的人間苦難。我們不
能苛求作家去參與很多社會活動，但是真正符合諾貝爾標準的作家，
其作品一定是充滿社會責任感的。為了自己的「出息」，高行健放棄
與腐朽的政權作戰，這似乎也被中國政府所稱道，因為海外中國人的
人權活動里基本上看不到他。當他享受到西方人給予的寫作自由，從
而「出息」起來的時候，他沒有意識到：他是否有義務為尚未獲得自
由的作家去爭取自由？他是否應該多做一點什么，才對得起他那為之
驕傲的法國護照上的中國血跡和淚痕？
筆者因此很為高行健先生擔心，一旦有一天，中國自由了，他能
夠回去了，如果許多專制下的受難的同胞問他：「長期接受西方政治
庇護并獲得巨大榮耀的你，為我們做了什么？」他是否敢于說出這樣
的真實：「我在法國享受自由樂不思蜀，我只為自己寫作，很多西方
人喜歡我，你們的苦難與我毫不相干�！�
綜上所述，將諾貝爾獎給予羽毛仍然灰不溜秋的高行健，本屆瑞
典文學院院士們要檢查一下是否患了色盲。就因為高行健會唱令人
（主要是西方人）愉悅的歌，就因為他能在戲劇中做出熱烈的男女調
情動作，人們就應該將他認作一只紅脯鳥嗎？
四，瓶子和酒--「世界文學」質疑
不僅僅是由于十幾個瑞典人對中國人的善意，這次諾獎評選，還
由于瑞典文學院自八十年代以來，所設立的新目標是要把考察的范圍
拓展到更廣闊的文學領域，這是他們的一種要覆蓋「全世界的文學」
的愿望。這新的鱗選眼光，既是基于歐洲固有的世界主義傳統，基于
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學」的理想，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 予以承認，
也符合當代社會全球一體化的必然趨勢，更重要的，它是諾貝爾設立
這項獎的初衷：諾貝爾不僅僅是要資助文學，更是要通過文學達到一
種國際間的互相理解。
這種新的評選眼光，并不是要抹殺掉各個國家的民族性，相反，
正由于世界具有眾多的種族、人民、語言、氣質和世界觀，文學也因
此更豐富多采。今天，「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形成雙向交流，
雖然前者的勢頭更盛，但中國文化也確實以一種不可忽視的的速度滲
透到西方世界。這一切，可以說是高行健獲獎的背景。在瑞典人看來，
頒獎高行健，是他們實踐「世界文學」目標的一個舉措。
早在1993年，瑞典漢學家羅多弼先生就在一篇題為> 的文章中，
對高行健的作品做出這樣的結論：
「> 的內容，是有關中國地理、漢民族和少數民族風俗傳統的故
事。在逐一生發> “六義”時，高行健吸收了中國和西方的文化傳統。
揉合的結果是高度原創的，……。因此，我認為，我們可以把它稱為
一部有中國特色的世界文學作品�！�
高行健本人也自認是「世界文學的公民」，一直贊美他的中國社
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前所長劉再復，高度評價說：「高行健得獎，標
志著中國當代文學走進了一個新的里程，真正成為世界文學的一個重
要部份�！�
然而，被視為「世界文學」典范的高行健，在中文世界里卻激起
極大的反感。撇開中國政府的挑唆、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不論，一些
客觀中肯的批評實際上直指對于「世界文學」的解釋。不少人認為，
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是由其文化傳統來理解中國文學，因而只能接受與
西方現代主義傳統接近的作家。中國人覺得，高行健的作品只不過是
幫西方人完成了後現代主義文學創作的示范，作出了震撼西方人的文
學實驗。一句話，這不是東方能接受的「世界文學」。一些中國人因
此質疑：東西方有沒有真正實現交流和理解的可能？
筆者認為，這一點不能否定：高行健確實超越了國界，他的創作
豐富了世界文學。但是，在高行健的作品中，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
他僅僅在藝術形式上借鑒西方，少有內在的、具有普遍價值的人文精
神的思考與交融，少有人類共同理想的文學體現。
由于高行健是用西方的現代形式去表現禪宗的內涵，筆者因此不
太恰當地將此比喻為：「西方的瓶子裝中國的酒」。試想，如果「世
界文學」這個游戲換一個玩法，比如說，中國的瓶子裝西方的酒，即
使用中國傳統的藝術手段，來描寫具有基督教人文精神、當代人權、
環境保護與和平主義的內容，那么，諾獎評委們還能特別欣賞么？沒
有了西方人容易打開的現代瓶子，里面也沒有對西方人來說既特殊又
神秘的禪宗玄學，他們的興趣可能就大大降溫。例如，原汁原味的中
國特色> ，大多數西方人就無法欣賞。因為它古樸雅致的中國瓶子不
易為西方人打開。
有比較才能做出鑒別。1945年的諾獎頒給智利女詩人米斯特拉爾，
被瑞典人認為是在南半球的美洲實現「世界文學」的一個成功嘗試。
米斯特拉爾被稱為「智利的女兒，人民的歌手」，她的詩作具有拉美
民歌特點，表達的卻是對人類命運、世界和平的關切，可稱為「拉美
的瓶子人類的酒」。
東方人中，被視為「世界文學」完美例子首推泰戈爾，他的作品
繼承了印度古典文學、中世紀孟加拉民間文學傳統，其詩歌并受到日
本非句的影響，形式基本上是東方的，其思想內涵卻是具有普世價值
的人類之愛、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世人--無論東方人還是西方人
對泰戈爾的熱愛，筆者在此不用贅述。
由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成功的「世界文學」，首先是被本民
族人民所接受、所欣賞，否則，只是本屆諾獎評委一廂情愿的「世界
文學」。因此，為了評出真正的「世界文學」，本屆諾獎評委們應該
借鑒其前任成功的經驗，正視東西方文化審美觀的差異，調整自己的
口味，并認識到真正的「世界文學」所具有的多種形式，這樣，「覆
蓋全世界文學」的目標才可能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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